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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的孩子——日本新生银行和建行独董八城政基传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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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市场的孩子——日本新生银行和建行独董八城政基传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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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费群涛 文章来源：《价值.科学与财富》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1-18[双击鼠标滚动屏幕] |
2004年9月21日，新成立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宣布了董事会12名成员的名单，独董2名，其中一位是76岁的日本新生银行的CEO八城政基。
在众人眼里，日本金融界如果不是臭名昭著，至少也是衰败不堪，力图避免日本金融灾难的中国银行业为什么要请来一位“东洋和尚”呢？
70岁前的人生很平淡
八城政基1929年2月14日出生于日本东京，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父亲和姐姐在二次大战中去世，战争结束没几天，母亲也在京都去世，此时八城高中还未毕业。
八城并未被多灾多难的家庭悲剧压垮，他考取了京都大学，攻读法律。 1958年，八城进入美国埃克森石油的前身公司工作，这在当时的日本被视为奇怪或无能之举，因为绝大多数日本毕业生都进入日本政府部门或当地企业工作。
八城的升迁非常快，35岁就被任命为公司的董事，随后的25年里，他在公司的许多部门和地方调动，如在美国休士顿就工作了7年。
1989年，60岁的八城从埃克森退休，遇到了当时花旗银行的总裁约翰里德，后者邀请他主管公司在日本的零售银行业务。对于从事了40年石油业务的的八城来说，银行可是个全新的领域，但八城干得很出色，他引入了像24小时取款机之类的消费创新，为花旗在日本建立了一个兴旺的金融零售业务中心。
1997年，八城二度退休。在这8年中，他将花旗的日本消费者业务由每年亏损3000万美元变为每年产生1亿美元利润，这不能不说是个大成功。
日本战后金融制度
的一个缩影
如果没有长银，八城不会三度出山，成为日本英雄。
长银的全称是“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建于1952年12月。是日本战后金融的一个典型产物。
以银行贷款为主的日本企业融资模式始于20世纪30年代，在此之前，日本的金融制度与英美区别不大，大型企业主要是通过发行股票和证券获得资金，银行只起到辅助作用。从30年代开始，日本军政府为了便于控制，刻意打压资本市场，银行融资占据了统治地位。
日本战败后，美国人希望摧毁这样一个“不民主”的金融模式。但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把日本的稳定看得空前地重要，金融改革不仅没推行，原有的金融模式反而得到加强。日本股市尽管照样运行，可它的首要功能是作为公司之间互相持股巩固关系的手段，投资工具反而成为其次。
除此之外，日本大藏省还将专业分工概念彻底运用到银行经营范围上去。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当然要分开，各家商业银行也不能为企业提供一系列的银行业务服务，如“城市银行”只为消费者服务，同时向大型企业提供短期贷款，“信托银行”仅负责资产管理业务，“地区银行”则为小客户服务。
长银属于大藏省设计的一种特殊业务种类的银行，它们要为钢铁造船等政府优先工程提供长期贷款，是所谓的“政策银行”。日本的这类银行，除长银外，还有日本兴业银行和日本信用银行。
在大藏省的政策引导下，长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活得很滋润。长银每年发行5年期的债券，然后向享有优惠的企业提供低廉的贷款。由于当时日本没有什么企业债券市场，只有三家信用银行可以发行由政府担保的5 年期债券，长银的业务没有竞争性，当然很稳定。
在长银成立的10年中，它为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日本大企业提供了几千亿日元的资金，帮助日本企业进行海外开拓。长银人津津乐道的一个例子是，60年代初，丰田公司希望买下一条美国汽车装配线，但由于政府实施资本管制，丰田自己无法筹集到美元。丰田曾向美国的银行申请贷款，却被美国人拒之门外。最后由长银向美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提供担保，才让丰田如愿以偿。
到了1970年，日本的人均GDP已经从长银建立时的3600美元增加到 11500美元，一跃而起，准备挑战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美国。
不过，这种成功却为包括长银在内的日本银行业埋下了祸根。
疯狂的日本大亨
就像欧美曾出现过的情况那样，日本企业从小变大、从弱到强后，逐渐积累了大量的自有资本，已不需要从银行借贷那么多的资金了。更重要的是，日本企业开始向海外资本市场筹集基金，倒逼极不发达的本土股市。
日本原有的固定资金价格也出现了动摇，正如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吉莲泰特在《拯救日本》中所评述的那样：“由于（日本的固定）利率是由政治因素决定，而不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金融系统确保银行的任何贷款都有一定的利润”。但到了70年代后期，政府允许更多的日本企业发行债券，并且取消了许多利率控制措施。
企业能够自由地利用债券融资，对长银这类信用银行的打击最大，因为当年大藏省设计信用银行的前提就是没必要设立企业债券市场，由长银们代替执行这一功能。
长银不得不寻找企业转型的途径。
80年代初期，长银曾经试图发展投资银行业务，绕开国内资本市场的限制，直接进入海外股市。这个想法还是可行的，一些英国的投资银行早年也曾和长银一样为本国的贸易和企业提供长期贷款，最终实现了成功转型。
可惜的是，长银摸索到80年代中期时，日本的房市和股市开始迅猛上升，泡沫也逐渐变大。一种新的不动产借款人代替了传统行业的企业，成为资金的饥渴者。
长银和其他日本银行卷入了这场资金游戏中。
回顾任何金融泡沫的形成和结束的历史，总是一件让人十分难堪的事，因为它暴露了人性极其愚蠢的一面，而且几乎将整个所谓社会的精英分子全牵扯了进去。
这一次的日本泡沫也是巨大的，8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的价格与美国大致相当，但不到10年，它却高出了美国四倍。有名的例子是，东京皇宫下的那块土地已经相当于美国整个加利福尼亚州的价值了。
由于日元大幅升值，为日本人海外收购推波助澜。有些美国人曾估计日本公司在那时已经买下了曼哈顿三分之二的房产。最为夸张的是，纽约的美孚大楼只值3.75亿美元，可是三井不动产公司为了以世界上最昂贵的交易进入《吉尼斯世界大全》，竟特意多支付了2.35亿美元，以6.1亿美元成交。但这个纪录还是被三菱不动产打破，公司以8.5亿美元购置了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
给这些肆无忌惮的不动产商提供银弹的是日本的银行。
从1985年到1988年，长银的资产从18.4万亿日元增长到22.6万亿日元，增长的部分主要来自于不动产贷款。让人诧异的是，所有的日本银行从不调查不动产项目的可行性，只要有房产抵押，就贷出去。因为在他们的经验中，房地产只涨不跌，尽管他们的客户收购的是悉尼、塞班岛、越南乃至非洲的项目。面对越来越离谱的收购价格，银行家不是谨慎审查，反而在问客户是不是贷款太少了，是不是在非洲也多增加几个项目？
泡沫时代的可怕之处是，它尽管很疯狂，却会让人觉得大吉大利，可以再接再厉。
1990年夏，日本泡沫开始幻灭，但长银公布的截至1990年3月的年度报告,仍是得意洋洋。这一年它实现了640亿日元的净利润，虽比前一年略低，不过仍为历史第二高的水平。银行的总资产达到30万亿日元，也就是 2700亿美元。
在过去的一年里，长银“向中小企业贷款”急剧增加，贷款余额上升了 16.1％。
长银败战
与此同时，日本央行在1990年8月第三次提高利率，与15个月前的2.5％相比，现在已达到6％。日经225指数在1989年12月冲到39000点，是1980 年的4倍，但到了1990年的10月1日，日经指数已在21000点左右了，一年多跌了48％，3万亿美元市值蒸发了。
接下来的10多年的故事，便是日本的大藏省、银行和企业如何自欺又欺人了。长银在这方面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他们在日本央行检查之前，将所有有问题的文件装进箱子，藏在地下室内。然后又利用日本只要持有股份不在法定标准之下便不必报告子公司的规则，将大量的长银坏帐隐藏在下属公司账本内。为了掩人耳目，长银高管在十几家子公司下面成立了孙公司，许多长银的职工都不知道这回事。
不过，大藏省一定知道底下发生的事情。大藏省官员到长银检查文件，他们何尝不知道地下室的秘密。不过只要长银不把它们放在官员的眼前，他们就可以推说不知道。
制度才是腐败的根源，外国的投资银行也帮助日本银行做假帐，如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就提供他们一点能“暂时改善”财务情况的金融产品。
日本银行家不是不知道做假帐总会有揭穿的一天，他们原本以为，随着时间过去，房地产价格会回升，到时再把帐做回来。
事实是，他们明显低估了日本泡沫的严重性。到了1993年3月，大藏省在各方面压力下，公布了21家主要银行的坏帐率为2％，坏帐为11.7万亿日元。尽管它已比大藏省原先承认的远远严重得多，但坏消息只不过刚开个头。
大藏省为了逃避领导无方的责任，也在帮助日本银行业掩盖问题。1991 年时，日本央行检查长银后，注意到它有1.625万亿日元的贷款存在潜在风险，但长银正式报告的坏帐数字才212亿日元。一年之后，大藏省的检查结果是长银有1.3万亿日元贷款属于坏帐或者具有风险。到了1994年12月，日本央行再度检查后，已发现长银的坏帐和有风险的贷款膨胀到3.4万亿日元。即便如此，大藏省和日本央行还只是警告长银不应该拥有如此之多的子公司，其他什么事都没有干也没有说。
1995年春，长银总裁崛江因公司陷入政治丑闻而辞职。这时，长银对外宣布的坏帐总额已经高达7840亿日元，而内部估计坏帐的“真正”数字已经是2万亿日元，这还不包括那些有中度风险的贷款。
1996年末，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模仿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金融市场的 “大撞击”转型，宣布了至少看似激进的金融改革计划，在战后历史上首次降低日本的银行在经济中的核心作用，提升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并承诺对外开放。
趁此形势，具有丰富的海外从业背景的长银新总裁大野木1997年夏天与瑞士银行集团公司（SBC）达成合作协议，互相持股3％，计划建立投资银行、资产管理和私人银行等三家合资企业，最重要的是SBC帮助长银筹集 2000亿日元的新资金。
消息发布后，长银因革命性地与外资机构结盟而受到股市的青睐，股价从427日元上升到507日元。
在最后签订协议前，双方按程序互相审核。SBC对长银的坏帐的深度早有心理准备，但真正进入长银后还是傻眼了，因为仅1996年夏天的一份大藏省的内部检查，就认为长银有风险的贷款1992年后已经翻了3倍，高达4万亿日元，几乎是整个贷款的25％。更何况SBC的调查人员看到像老鼠洞般数不清的分公司、子公司的账目，还不给吓晕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值SBC协助长银发行20亿美元债券和股票之际， 1997年11月，北海道拓殖银行宣布申请破产，这是日本60年来第一家大型银行倒闭。接着，三洋证券和日本第四大证券公司山一证券相继宣布破产。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长银不得不放弃募集计划。1月后，SBC又和瑞士联合银行（UBS）合并，新组建的银行对长银的态度更为谨慎。
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来自于日本政府。1998年初，政府宣布成立一个 30万亿日元的安全基金用来支持各家银行，长银得到1800亿日元的资本注入，几乎与此同时，挤了这么多年“牙膏”，大藏省又吞吞吐吐地抛出了一个坏帐数字，日本银行的坏帐数字超过70万亿日元，相当于所有贷款的14％。
1998年6月1日，长银和UBS的三家合资企业开业。
但没过几天，一家月刊登载了长银的坏帐黑幕，公布的消息如此详实仔细，让人怀疑是从长银某个高层中泄漏出来的。长银股价随即暴跌，从 200日元跌破50日元。
UBS完成了对长银的致命一击，它宣布撤消联盟，并买下合资企业的股份，让长银退出。
此时的日本政府曾想注入长银2万亿日元，填补漏洞，但遭已由反对党控制的国会的拒绝。1998年10月下旬，国会终同意将长银暂时“国有化”，同时寻找买主接盘。
有意思的是，政府官员宣布突然发现了长银有3000亿日元的资本缺口，修正了他们之前一再坚持的长银没有资不抵债的声明。
这个一度是世界上第九大银行的倒闭成为日本历史上最大的银行倒闭案，引起日本社会各阶层的震动，有人将此命名为“长银败战”，深以为耻。
这需要有人成为替罪羊，他们不可能是维系所谓“和谐”和“稳定”的政府金融官员，只能是长银高管。警方在1998年10月下旬进入长银大厦，展开彻底调查。最容易给长银高管按上的是“低报坏帐”的罪行，但这样做岂不承认所有的日本银行家都有罪？最后，警方找到一个很小的商业规定违法处，准备逮捕大野木等人。
在逮捕的前夜，上原副总裁在东京郊区的一家旅馆悬梁自杀，年仅59 岁。几天后，另一位51岁的长银大阪分行经理也上吊自杀。
总裁大野木等三位长银高管受到了刑事指控，检察官要求对10多名长银资深银行家处以120亿日元（1.2亿美元）的罚款。尽管日本银行家比较富有，但这样数目的罚款他们根本无力支付。
这是一个悲剧。像大野木、上原曾分别在长银的英国、美国分行干过，有着出色的业绩。他们并不是不了解现代银行业的世界发展趋势，也懂得现代银行运作的关键。可是，当他们回到长银本部，却被深深地陷入了日本金融制度的泥沼中，不能自拔并被腐化。
美国牛仔登场
1999年1月初，托管长银的日本金融再生委员会委任美国高盛负责出售银行事宜，后者很快开始接洽可能有兴趣的买家。
到了春末，高盛发现只有三个买家有兴趣，而且其中的法国巴黎银行的态度并不认真。另外的两个买家是JP摩根和瑞波伍德公司。JP摩根当然是理想人选，但人们很快知道这家美国银行既不把这个案子看作战略性兼并，也不视为扩展全球网络的手段，而是想买下长银的廉价资产后转手卖出。
这就和瑞波伍德的业务很相似了。瑞波伍德？不要说日本金融高官，连高盛都感到有点陌生。
瑞波伍德是专业的私募权益公司，其主要目标是收购陷入财务困境但仍有价值的公司，然后找到新的业务增长点，最后予以出售来获取利润，类似 “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做法，他们也被称作“秃鹰基金”。近年私募权益公司也进入了中国，如美国著名的新桥公司入主深发展银行。
瑞波伍德公司的创始人柯林斯的最大特长并不在于购并技巧，而在人际沟通和社交公关方面。柯林斯结识包括克林顿总统在内的一批美国赫赫有名的经商要人，为他的事业添砖加瓦。由于瑞波伍德的规模较小，难以在强手如林的美国竞争，从90年代中期开始，柯林斯决定向海外发展，他选中了日本的银行业。
众所周知，日本金融业可是个极封闭极暧昧的所在。柯林斯先是与高盛的前资深投资银行家弗劳尔斯所创办的另一家私募权益基金合作，柯林斯看中弗劳尔斯多年的对金融大企业的重组经验，可与自己互补。
接着柯林斯又出人意料地找到了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沃尔克可是个在格林斯潘之前的美国财经界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享有极高的国际声望。在沃尔克任职的八十年代期间，正是美国和日本经济关系较为复杂的时期，日本人对他当然印象深刻。沃尔克还曾与日本金融高官行天丰雄合作，写过一本国际金融市场回忆录《时运变迁》，对日本金融界有着较深的研究。沃尔克对柯林斯的事业很感兴趣，倒不是为了钱，而是希望把他对日本市场的细微观察继续下去。
当然，柯林斯后来成功的最大运气是遇上了八城政基。
长银终于变成了“新生”
1998年9月的一天，柯林斯坐在飞往东京的全日空航班上，飞行了13个半小时后，在飞机开始降落的半小时前，他突然灵光一闪，与邻座的一位日本老人交谈起来。让柯林斯喜出望外的是，这位老人竟然就是他到处寻找的八城政基。
八城政基1997年退休后，搬到伦敦的女儿家住，在伦敦经济学院授课。在柯林斯的热切邀请下，八城同意在瑞波伍德公司兼职。
起先，八城对柯林斯等人重组长银并不热心，毕竟长银是他在日本花旗时的同行，他那时就看出长期信用业务早已没了未来。可是，随着八城卷入瑞波伍德的业务越深，他发现长银还是很有价值和潜力的资产，它有大量富有经验和对企业忠诚度高的职员，它还拥有遍布于日本的企业借款人、地区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网，这是外资银行难以在一夜之间建成的。
八城毕竟刚从日本花旗出来，他深知日本企业和消费者所需要的先进的金融服务是本地银行所无法提供的，而能提供这类服务的外资银行又没有销售渠道，未来的长银可以乘虚而入，将传统的日本关系和引入的国际标准的产品结合起来，以赢得成功。
《拯救日本》引用了八城的一个比喻来描述长银未来的梦想：“也许可以把银行想象成一架飞机。机身的外壳是我们以前就从事的（企业贷款）业务，飞机的右翼是零售银行业务，而左翼则是投资银行业务。我们无法飞行，除非我们为飞机装上翅膀。所有的零件都互相吻合”。
八城如此有信心，让瑞波伍德觉得他是未来长银CEO的不二人选。八城是个土生土长的日本人，长年在日本工作，但他是在外资银行工作。他没有日本金融家的种种习气——唯政府马首是瞻，对坏帐遮遮掩掩，不敢直面问题。更重要的是，他决心打破日本僵化、保守和无知的金融制度，建立一家新型的日本银行。
八城是一个美国投资者和日本政府金融高官都能信任的人。
为了让瑞波伍德显得举足轻重，柯林斯还使出了一些“花招”，让深信权贵和“背景”的日本人肃然起敬。比如，在1999年5月中旬，克林顿宴请日本总理大臣小渊惠三，柯林斯竟然也能和他们一起坐在首座，并与小渊谈及长银的事情。
2000年6月6日，瑞波伍德终于击败了三心二意的对手，长银改名为新生银行。瑞波伍德的投资者只支付了10亿美元就购买了一家拥有近1000亿美元资产、资本超过50亿美元的银行。这笔交易看上去虽然便宜，可是当时谁也无法确定“1000亿美元”的资产真实程度。为了保险起见，弗劳尔斯还与日本政府签订了如果贷款无法收回，在3年时间还能享受退回的保险协议，内容复杂而有争议。
瑞波伍德深知进入日本银行业的地雷阵并非轻而易事，他们在募集10 亿美元资金时，考虑的投资者要有份量而且分散，如荷兰银行、德意志银行、西班牙桑坦德银行、美国的匹兹堡银行、加拿大的丰业银行，乃至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前董事长戴维·洛克菲也加入这个私募股权的行列。这就保证了日本政府一旦违约，通过这类投资者的利益驱动，把它演变“外交事件”。
一场文化战争
新任的CEO八城上任没几天，便对新生银行所拥有的日本传统企业文化开刀。在新的规则中，职员依照能力而不是年资被任命职务，妇女可以占据领导岗位，200多个美国人、印度人、韩国人和中国人专家“入侵”了银行。
印度人的到来主要是建立一个有效的信息流通系统。在过去的长银，半年一次才知道一次已经过去的每个月是盈利还是亏损。平时，领导层根本不知道哪类产品赚钱，银行面临的风险是什么。八城接受《商业周刊》的采访时评论道：“这是美国的银行20年前使用的系统”。而这些印度人正是八城过去在日本花旗时的同事，他们用8个月的时间在银行总部的第五层楼建立了最新的银行信息技术系统，成本仅是日本一般银行的十分之一。
八城的日本花旗零售经验也派上了用场，他把包括长银总部大楼在内的过分强调秩序的、好似有洁癖的大厅零售营业格局，改造为亲和力人气十足的服务环境，星巴克咖啡和雅虎网上咖啡屋等纷纷进驻。
与零售业务人员相比，如何邀请需要高薪的投资银行家加盟也是个大问题。八城决定采取两套不同的薪水制度。一套适用于原来长银的银行家们，提供终身雇佣但是工资略低点。第二套制度针对外聘的职员，工作安全度不如前一种职员，合同期也较短，但可以通过奖金获得大笔收入。
坏帐恶梦挥之不去
新生银行毕竟不是一家新银行，它的坏帐时刻潜伏着。八城面临着长银最后一任总裁大野木一样的困局，在改革未成功之前，坏帐就把银行给榨干了。
2000年初夏，八城刚上任几个星期，日本最有声誉的零售商之一的崇光百货要求新生银行豁免贷款的一半，约为980亿日元。
八城非常为难。崇光重组计划是由日本兴业银行主导的，一共牵涉到 73家银行，共豁免崇光1.9万亿日元债务中的6300亿日元。如果新生不干，崇光很可能倒闭。在日本的传统道德观念中，这种行为可是很“自私”的。
但新生这么干，就要为崇光的1000亿贷款预留280亿日元的储备，相当于新生银行当年的净利润。八城果断地启动“保险计划”，将崇光所有的 2005亿日元的贷款连同1000亿日元储备交还给日本政府。
日本政府部门傻眼了，他们万万没想到原本“说说而已”的保险计划，八城真会付诸实施。要知道崇光雇佣了将近1万名职员，为它供货的1万家子公司又雇佣了4万名职员，拒绝豁免债务，这太不可思议了。
日本政府原本想出手挽救崇光，但报界传出了它和自民党高官的不清不白的关系，崇光只得在7月11日申请破产。
“崇光冲击”也让新生银行和八城备感压力，政客和新闻界开始检讨政府和新生签订的坏帐保险协议，大有声讨这桩“丧权辱国”的行为之意。另一方面，如果新生银行不继续把坏帐扔给政府，它也是死路一条。
本间之死，给了八城深深的刺激和教训。
本间是日本青空银行的总裁，这家银行和新生银行过去的命运较为相似，它的前身是日本信用银行，倒闭后被收归国有，2000年夏出售给一家新的银团，交易的内容结构也和长银类似。这家银团的投资者是软银、东京海事与火灾保险公司、瑞士联合银行等，该银团也有一个外交代表，是美国前副总统丹·奎尔，在新生银行开张后的3个月，青空于2000年9月1日重新开张，“青空”的含义与“新生”也非常相似。
两家银行的最大不同点是他们的CEO。本间从没有在私营部门做过，此前是日本央行的官员，他是抱着拯救日本信用银行的雄心来的。但他面临坏帐问题时，却无法用“非日本”的方式去解决。
本间去找八城问计，两人虽不是很亲近，可也毕竟相识。八城见本间已筋疲力尽，不免心忧，希望能安排个晚餐与他好好聊天。
这时，却传来了本间的噩耗，本间在大阪一家旅馆客房中自杀，年仅61 岁。在他的身旁，有些漫画和一张纸条留给家人，上书：“我真抱歉”。
如何与“日本僵尸”打交道
“崇光冲击”已经让日本政府尤其金融官员恼火不已，可新生银行的美国投资者们仍嫌八城处理坏帐的速度不够快，而到2003年2月底，新生和政府签订的坏帐保险条款就要到期，届时，坏帐就有可能让他们的投资打了水漂。
新生银行内部的美国坏帐处理专家也开始着急了。在瑞波伍德买下长银时，他们相信总共770亿美元贷款中，大约有190亿美元处于有风险状态，由90亿美元的储备金提供保护。专家们进入新生银行后，发现有风险贷款的“真实”水平在260亿美元左右，这比原来的估计多出了70亿美元，它是瑞波伍德投资数目的7倍，这当然让投资者们焦虑不已。
如何控制这额外的70亿美元的风险？新生银行内部出现了分歧，一些外国投资者和经理倾向于快刀斩乱麻，尽快从有风险的借款客户手里收回资金。而服务于客户的日本关系经理却认为这样做会让所有的客户对银行失去信心。
在不少美国人眼里，八城更同情后者，或者他对坏帐的注意力不够集中。2001年春天，他们由银行的财务总监费特带领，在瑞波伍德的投资者弗劳尔斯的支持下，对客户采取了更为激进的信用政策。
客户的压力很快传递到了日本金融官僚那里。日本政府在1999年将长银卖给了外国投资者的同时，也对其他大型银行进行了重组，产生了四家 “巨型银行”——瑞穗银行、日本联合控股银行、住友一三井和三菱东京金融集团。但它并没有使银行资源和行为得以优化，到了2001年春天，仍是坏帐成堆，危机重重。
与此同时，绝大多数独立分析师认为，日本银行坏帐总数在100万亿日元左右，远远超出了日本金融厅12万亿日元的估计。
而在这节骨眼上，新生银行却强迫客户倒闭，为其他银行制造亏损，并揭示他们的真实风险水平，岂不乱套。
以新生银行的下手目标大永超市为例，它的债务负担超过了2万亿日元，但是市场总额只有300亿日元，年度利润仅有700亿日元，而给大永贷款的其他大型银行认为它“只有少许风险”，被称为“第二类”贷款。如果新生银行拒绝提供包括大永超市在内的几百家客户的资金，在日本金融系统必然会造成一场大地震。
顺便提一下，在日本银行业内，人们有权对破产（“第四类”）或接近破产（“第三类”）的公司采取严厉行动，却仍然对“第二类”公司输入资金。但按西方银行家的称呼，“第二类”公司属于“僵尸”，而且“僵尸”占了日本公司“不履行合约”贷款的主要部分。
2001年8月初，日本金融主管将八城叫去，希望新生银行的信用政策应向其他日本的银行看齐。八城拒绝了这个要求，但他回来后也明确表达了对费特等人的行为的不满。八城认为，新生不应该突然下最后通牒，要断绝客户的资金，应该事先计划，和善友好地知会客户“我不会在原则问题上让步。但是，我会使用手腕的，而这与让步不同”，八城解释道。
费特等人并不服气，新生银行内部的紧张关系恶化了。
那一边，日本金融厅继续给新生银行颜色看，他们找出各种小问题，拒绝让新生银行在2002年上市，逼迫新生银行修正其激进的信用策略。
瑞波伍德的柯林斯见势不妙，赶紧与日本金融厅修好，双方终于达成了妥协。
2002年夏天，费特离开了新生银行。
在新生银行成立之初的20个月里，八城腹背受敌，几乎到了要辞职的地步。但他一直坚持在日本花旗时的领导作风，强调权威近乎“专制”。如果没有这种作风，恐怕难以应付来自方方面面的冲击。
资本市场的孩子
2002年初，八城开始看出了一点胜利的曙光。2001年底，新生银行在日本破天荒地重新把它的一部分贷款组合以债券的形式包装（贷款抵押债券），受到了投资者的热烈欢迎，并被《国际金融评论》评为“2001年日本最佳的证券化交易”。2002年5月，是日本银行宣布年度报告的时节，过去5年来，各家大银行在核销坏帐时，都产生了巨额亏损，这一年也不例外，它们又亏损了4万亿日元。
只有新生银行出现了大逆转，银行实现净利润610亿日元，它的资本率更达到了17.04％，远远高于8％的国际清算银行资本率。
当然这也得益于它和政府签订的政策保护。标准普尔估计，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新生可能亏损1790亿日元。
不过让投资者真正看到希望的是，新生银行的盈利模式真的开始转化了。长银历史上的利润几乎都是从企业借贷而来的，但在这一个财政年度，30％的利润来自于非贷款业务。与此同时，贷款总额大大下降。2000年时，贷款额总计8万亿日元，而到了2002年春，下降了40％，只有5万亿日元。这既显示了坏帐的下降，也表明放贷的审慎。
在过去的长银，客户信息报告更像是股票分析师写出来的，它们分析公司拥有很好的产品或市场份额，却鲜见现金流数据，忽略了银行能够收回资金这个最关键的问题。贷款决定基本上只有两种可能：如果公司是银行的老客户，就能得到贷款；不然就没有。现在，每个星期四的上午，一个新成立的信用控制委员会对贷款账簿进行评估，它们的根据是建立在类似穆迪债券等级的科学评估体系上。任何一笔超过1亿日元的贷款，必须得到这个委员会的批准。
新生银行的资金来源也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长银的传统新资本来源于发行债券或传统的五年期债券，而现在，只有四分之一的资金来源于此，还有四分之一来自于零售业务中收取的现金，另一个新资金来源是上述的贷款抵押债券。银行迄今只发行了大约20亿美元的债券，却已经把银行所有贷款的五分之一（140亿美元）的证券化作好了法律准备。
新生银行一改长银的长期贷款信用模式，成了资本市场的孩子。
新生银行打破了借贷才是银行的基本业务的传统日本金融模式，而是把利用钱的效率摆在了第一位，或者说，钱应该流到最有效益的地方。同样是借贷，长银的运作过去是一种二元的信用文化，要么给公司发放几乎免费的贷款，要么得不到。而新生则按一条信用曲线发放信用，有风险的客户也能得到贷款，但价格要高一些。
《拯救日本》引用了日本大藏省的一位官员的评论，颇反映了两种信用模式和文化的差异:“新生的所作所为就像是一家大型对冲基金。我不理解那些美国人如果想这样做的话，又何必要买下一家银行呢？”
否极泰来
2002年9月，日本政府的一批金融高官也开始对金融泡沫持续如此之久不耐烦了。9月20日，日本央行总裁速水突然宣布收购各家银行的部分股票组合，来减轻占用如此之多的股票资本。10月，小泉首相任命主张市场化政策的经济学教授竹中任金融大臣，发出“日本没有一家大型银行大到不可能倒闭”的警告，并承诺加速新一轮的银行改革。
尽管这让日本股市一片混乱，日经指数在来年春天跌到了8000点以下，对新生银行的投资者却是件好事，毕竟大环境出现了相对宽容的气氛。
宏观利好并不代表微观成功。日本的七大银行在截至2003年3月的一年里，又核销了5.6亿日元的坏帐，创下了4.6万亿日元的亏损。其中单是瑞穗银行就亏了2.4万亿日元，创日本企业亏损之最。
到底需要多少资金才能清理所有的坏帐？比较多的看法是在20万亿日元到 40万亿日元。最悲观的看法是120万亿日元，它将是日本GDP的24％。
令人可喜的是新生银行成为日本唯一一家赚钱的银行。这一年的净利润为530亿日元，它之所以低于2002年的利润，是因为投资了不少像世界通讯之类的美国债券，造成了亏损。
而新生银行的坏帐已经下降到2330亿日元，只有贷款总数的5％。过去3年里，新生清理了9900亿日元坏帐，自己又处理掉了另外1.7万亿日元，共计2.7万亿日元，成绩相当不错。
2004年2月，新生银行终于在日本东京股市上市，筹资23.6亿美元，那些急不可待的私人股权投资者获得了10倍于当初投资的回报。而在过去一年中，新生银行的净利润上升了25％。
意味深长
八城政基也就此获得国际声誉，他在美国《财富》杂志2004年评出的亚洲最具影响力的25名商界领袖中名列第16位。前花旗集团CEO的约翰· 里德把这位老友与拯救日产汽车的雷诺经理卡洛斯·戈森相提并论，认为由于八城政基不是外国人，承受了比戈森更多的压力和苛责，最后却成为祖国的英雄。
据《拯救日本》一书披露，八城早已安排好退休计划，希望在新生上市一年后离开银行，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但在2004年9月，八城又担任了中国建行的独董，他会把更多的时间来关注中国的银行业吗？
这些都是未知之数，但我们更愿意把对八城的任命看作是中国政府金融高层意味深长的举动。稍微熟悉中国银行业的人，就会发现我们的现状与上面所述的日本银行业出现的问题有着许多类似处，如果我们有什么幸运的话，就是有了前车之鉴，不敢对严重的呆坏帐和陈旧的信用模式政策采取消极的态度。
从我们熟悉的资本市场角度观察，中国政府金融高层对银行业的改革思路已经非常明显，那就是要把它们转变成我们文中所说的“资本市场的孩子”。它能否成功？但愿新生银行对我们能有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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