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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自认他们这一代人的兴趣所在，可能不在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反倒是“中国问题”更有吸引力。对于像他这样经历过“文革”，下过乡，30多岁才出国的人来说，中国问题已经成为了一种情结，一种诱惑，穷此一生也无止境。
中国政府的本轮宏观调控，因为其时机选择的恰到好处而防止了经济的大起大落，受到了海内外的广泛赞誉。而最早对中国经济过热发出预警的经济学家樊纲认为，经济学界的任务就是，通过自己独特的工作方式，为实践家提供独特的产品，即“前期分析”。
简历
樊纲，著名经济学家。现任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攻读博士期间，樊纲于1985～1987年期间赴美国哈佛大学及国民经济研究局学习研究。1988年在社科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并进入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90年任副研究员，1991年“破格晋升”为研究员，历任经济思想史研究室副主任，《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副所长。1996年调到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任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并继续任社科院研究生院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04年，樊纲被法国奥弗涅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樊纲可谓是中国政府本轮宏观调控的始作俑者。在回顾最初提出过热预警，后来观点被中国高层所采纳、成为本轮宏观调控依据的时候，樊纲说，政府的决策机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可能归结为某个经济学家的作用，至少不是直接结果。他认为，经济学家应该远离决策，方能保持其独立性。
谦谦君子 在是与非之间
沉默时的樊纲，脸上有种清高的孤傲之气。一旦言语，又总是挂着含蓄而谦和的微笑。所以世人眼中的樊纲，总是一副谦谦君子的做派。可是内敛的樊纲，却时有惊人之语出世。难得的是，当他引发的话题演变成矛盾漩涡的中心时，他总能够超脱出来，做着优雅的旁观。
有幸成为樊纲第一个学生的张晓晶（现任社科院经济所资本室副主任）说，樊纲总是能够敏锐地发现问题，预见未来，他的许多观点历久而不衰。由于其思想的超前性，有时其观点不见得被当时人所接受，引起争论也在所难免。所以，谦和的樊纲被有些人称为“惊世骇俗的黑马”。
最近的事件发生在2003年，SARS刚刚结束不久，在中国整个经济增长率还很低的情况下，樊纲根据当时投资增长率持续加速的趋势，最先明确提出要防止经济过热趋势的观点。6月29日，樊纲发表《当前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仍是“谨防过热”》一文，称“非典并不会改变今年一季度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过快的基本趋势，因此当前特别应该重视的宏观经济政策问题仍然是如何防止投资过热的苗头。”
2003年第一季度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是31.6%；而到6月底投资增长率已升至32.8%。樊纲认为，SARS过后这种趋势还会持续下去，因为“市场上投资者的乐观情绪已经产生，投资的高涨随之而来，已从根本上扭转了过去几年投资不足、总需求不足的局面。但由此也产生了过热的苗头，如果不及时加以抑制，就可能发生真正意义上的过热。”而且“生产资料瓶颈”的出现和价格的上涨，也是导致经济出现过热苗头的判断依据。
一石激起千层浪，此后，海内外经济学界围绕“过热”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辩论。有人强调中国目前处于新的增长阶段，局部增长快，不是过热；有人认为，说中国过热为时尚早；还有人说中国抗寒能力差，但抗热能力较强，热一点没关系等等。也有像吴敬琏、林毅夫、张卓元等支持“过热”观点的。
争论持续蔓延到2004年3月中国“两会”期间。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参加政协的小组讨论会时，经济学家们的交锋达到高潮。据社科院经济所所长刘树成的分析综合，当时大大小小的观点有10种之多。
直到2004年4月，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解决经济生活中的突出问题，强调继续加强宏观调控，控制投资过快增长。中国政府的决策思路明晰化，并随之出台了一系列行政与市场的宏观调控手段，这场争论才最终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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