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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政治地、历史地看待中国股市的发展历程，因为前10年的中国股票市场是一个肩负特殊使命的怪兽，不得不容忍它原始的野性；今天则必须老实地、积极地认识资本市场的发展规律，把这个怪兽驯化成我们的朋友，否则它就是我们的灾难。法治和诚信是驯化它的两把利剑。
虚拟经济的群体实验
田茂永/文
1998年前，平均每家A股上市公司的平均融资额为1.58亿元，而1998年后的A股上市公司，则一下子将平均融资额提升到了7.22亿元。当时，以朱基为总理的新一届政府提出了“三年解决国有大中型企业问题”，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的周正庆，也在这时提出了利用资本市场“为国企脱困”的战略方针。
三年很快过去，作为大中型国有企业脱困最后一年的2000年，国内A股上市公司筹资总额创纪录地达到了1167.99亿元，当年新发行上市的企业个数为138家，也就是说每家企业的平均筹资额为8.46亿元。
随后的2001年则开始了“股市大辩论”，并揪出了银广夏、东方电子等一批曾经的“绩优股”代表......
终点回到起点
“1998年6月份，新一届政府刚上任不久，上证指数当时最高在1420点，过了将近五年的时间，股指先涨后跌，终点几乎又回到起点，上证指数实际上是在原地踏步。”山东神光咨询公司总裁、首席分析师孙成刚博士的看法基本代表了业内的主流认识。
另外，根据上证综研咨询公司金学伟的一份研究显示，从1992年7月到2002年7月，在A股市场上，共发行新股价值4307亿元，上市后直接产生了8590亿元的流通市值。加上配股融资2073亿元，上市公司回购成本39亿元，可转换债券发行70亿元，印花税总额1800亿元，交易佣金成本1640亿元，投资者的总支出是1.41万亿元。而截止到2002年7月底，中国的所有流通A股的总市值只有1.4万亿元。二者相抵，投资者的净亏损是100亿元。
在此期间，中国GDP保持着年增长率7%以上的良性发展态势。
对于投资者而言，股指5年间终点回到起点自然不是好事，但此5年非彼5年。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数据，5年前，中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752家，市值不过2万亿元，5年后的今天，中国证券市场市值已经在4.25万亿元左右，最高时曾经高达5.36万亿元。最为重要的是，1998年3月，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朱基总理抛出的5项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改革措施中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得到了深入的贯彻实施。
1998年前，中国证券市场仅仅是“搞不好就关掉”的实验性产品，靠着“为国企脱困做贡献”的类似口号，已经发展了7年的中国股市成功地引起了正在为“国企三年脱困”而殚精竭虑的中国政府最高层的有效关注，从而开始了超常规发展的3年。中国股市的总市值在2000年6月突破4万亿元，比1998年翻了一番。3年中，336家企业新上市，从股票市场拿走了2204.26亿元资金，加上上市公司配股拿走的资金，总金额达到3064.9亿元。国内大型的，非垄断性的企业几乎都拥有一家以上的上市公司。
2000年底，“国企三年脱困”结束，“基金黑幕”曝光，终结了国内股市超常规发展阶段，截止到2003年1月国内股市4.25万亿元的总市值，低于2000年年底的4.8万亿元。
基于“特殊任务”而迅速崛起的中国证券市场，在完成了“特殊任务”之后，实际上又回到了过去的轨道——担负起虚拟经济应尽的职责。终点和起点在3年后交汇，股指惊人巧合,都是1400多点。
监管与自律：手脚之争
当年，法国皇储曾问魁奈（Francois Quesney，法国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如果你是国王，你会干些什么呢？” 魁奈的回答是：“什么也不干（Nothing）！” 皇储又问：“那么谁来统治呢？” 魁奈的答案极为简单：“法则（The Law）”。
于是，2001年2月份，来自香港的“铁娘子”史美伦上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她也是1949年以来第一位被委任为中央政府副部级官员的港澳台人士。与人们熟知的“一元顾问”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梁定邦不同，史美伦出任的是个有正式官衔的职位。有统计显示，仅史美伦就任后的9个月中，证监会就出台了40多个法规条例和处罚决定。
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脚”的激烈博弈由来已久。投资者根据切肤之痛的体验总结出：当“规范”占上风时，股票就下跌，当“发展”占上风时，股票就上涨。
2001年7月2日出版的《商业周刊》，将外表温和但手段强硬的学者型官员周小川评选为“决策者之星”，与当时的日本新任首相小泉并列。“资本市场不让坏孩子做示范”、“10年时间让证券中介机构达到诚信尽责”的承诺，使周小川放倒了“银广夏”、“蓝田股份”以及“东方电子”等著名的“常年绩优股”，也使“中天勤”这样大名鼎鼎的会计师事务所彻底出局。
根据美国道琼斯公司全球指数开发与研究资深总监高潮生总结的“世界部分股票交易所的换手率比较”显示，中国股市的换手率从1994年的838.8%已经下降到2002年的224.2%，基本上呈现一路下降的趋势，特别是从2000年到2001年更加明显。这部分说明中国股市的投机程度正在下降。
不过，中国股市的法制历程一直面临着众多自相矛盾的领域，规范一级市场的《公司法》1993年底才颁布，而《证券法》更是直到1999年7月1日才粉墨登场。而且这两部内容上不乏相互抵触的《公司法》和《证券法》，在许多方面也是粗线条的，存在着缺陷和不足。同时，虽然1997年修订的《新刑法》增添了内幕交易罪，但迄今为止尚未对中国股市上随处可见的内幕交易行为进行刑事制裁。
去年底，时任证监会主席的周小川在卸任之前，终于把中国的资本市场定性为“新兴加转轨”。这一结论对于海归派一度在高层占到6成左右的这届证监会来说，可谓来之不易。不仅2万亿市值在中国GDP每年增幅7%以上的宏观背景下蒸发，而且已经形成事实上的多输局面：2002年度IPO大幅下降，90％以上的证券公司亏损，整个行业一度面临崩盘的危险，广大中小投资者损失惨重，部分弱势群体的心理承受能力开始挑战极限。
股无信不立
“从长远来看，这样挤泡沫对市场的发展是有好处的，但是毕竟这种硬着陆的方式对市场打击非常大。市场从以前的庄股时代进入后庄股时代，后庄股时代就是庄股时代的末期，它会逐渐向投资时代转变，这个过程估计要3到5年。可以这样说，市场在逐渐成熟。但最大的一个不足，就是损害了投资人的利益。”孙成刚说。
如果没有2001年的安然事件，中国股市的监管风格还将注定在大批海归的影响下继续西化，这一西化在要求上市公司采用全球5大会计师事务所的所谓“洋审计”时到达了顶峰。
所幸，安达信出事了。
毫无疑问，一个没有建立起自身完备信用体系的市场试图直接借用另一信用体系的信用是愚蠢的。然而，资本市场运行的基础就是信用机制，这也是中国股市在“找回自我”的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长期替代信用体系作为市场准绳的政策消失后，市场如何顺利完成过度？
戊戌变法的主角之一梁启超在1910年11月2日发表的一篇题为《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的文章。实地考察过英国和德国证券市场的梁启超，对当时刚刚兴办不久的中国股市，进行了企业伦理的分析论证。梁启超指出，“首先，股份有限公司必在强有力之法治国之下乃能生存……而中国则不知法治为何物也。”再有，“股份有限公司必责任心强固之国民，始能行之而寡弊，中国人则不知有对于公众之责任者也。”
梁启超92年前的话，今天听来毫不过时。
中国股市设立之初的定位就是“为国有企业改革、国企筹集资金以及调整国民经济结构服务”。为了实现这一“特殊任务”，我国的股票发行制度长期采取行政审批制，即便在改为核准制之后，一再声称市场化的证监会在安排新股上市时间上也重新形成了事实上的行政审批。
同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中型国有企业经公司化改制后，依然“一股独大”、国有股权代表人缺位，导致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严重不良。这些“重融资，轻改制”的上市公司不断演出欺诈上市、虚增利润、与庄家联手操纵市场、内幕交易、会计师报表造假等一系列闹剧也就不足为奇了。
信用的实质是经济行为的激励问题。失信成本过低必然导致“劣币驱逐良币”，郑百文的重组和银广夏的复盘，也从侧面表明作为“市场经济守夜人”的监管方似乎还没有真正尽职尽责。在公众持股的上市公司中，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必然产生“道德风险”——公司的经营者有可能以牺牲公司的利益为代价追求其自身的利益，中小股东的权益面临被侵害的危险。
因此，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是上市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也是证券市场监管制度的基石，是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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