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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皇家科学院将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三个美国人，以表彰他们对信息经济学的突出贡献。这三位经济学家分别为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阿克尔洛夫、斯坦福大学的斯宾塞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斯蒂格利茨，瑞典皇家科学院称他们共同揭示了“信息经济的核心”，对信息不对称理论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提供了依据和验证。
信息不对称这一现象早在７０年代便受到三位经济学家的关注和研究，今天的获奖同时也意味着这一理论体系的最终完成，它为市场经济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现在看来，信息不对称现象简直无处不在，就像周身遍布的各种名牌商品。按照这一理论，名牌本身也在折射这一现象，人们对品牌的崇拜和追逐，从某种程度上恰恰说明了较一般商品而言，名牌商品提供了更完全的信息，降低了买卖双方之间的交易成本。这一理论同样也适应于广告，在同质的情况下，花巨资广而告之的商品因为比不做广告或少做广告者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所以它们更容易为消费者接受。
信息不对称理论的意义当然不止于此。它不仅要说明信息的重要性，更要研究市场中的人因获得信息渠道之不同、信息量的多寡而承担的不同风险和收益。三位经济学家分别从商品交易、劳动力和金融市场三个不同领域研究了这个课题，最后殊途同归。最早研究这一现象的是阿克尔洛夫，１９７０年，他在哈佛大学经济学期刊上发表了著名的《次品问题》一文，首次提出了“信息市场”概念。阿克尔洛夫从当时司空见惯的二手车市场入手，发现了旧车市场由于买卖双方对车况掌握的不同而滋生的矛盾，并最终导致旧车市场的日渐式微。在旧车市场中，卖主一定比买主掌握更多的信息。为了便于研究，阿克尔洛夫将所有的旧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保养良好的车，另一类是车况较差的“垃圾车”，然后再假设买主愿意购买好车的出价是２００００美元，差车的出价是１００００美元，而实际上卖主的收购价却可能分别只有１７０００美元和８０００美元，从而产生了较大的信息差价。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如果让买主不经过旧车市场而直接从车主手中购买，那将产生一个更公平的交易，车主会得到比卖给旧车市场更多的钱，与此同时买主出的钱也会比从旧车市场买的要少。但接下来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当买主发现到自己总是在交易中处于不利位置，他会刻意压价，以至低于卖主的收购价，例如好车的出价只有１５０００元，差车价只出７０００元，这便使得交易无法进行，面对这种情况，旧车交易市场的卖主通常会采取以次充好的手段满足低价位买主，从而使得旧车质量越来越差，最后难以为继。
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存在使得交易中总有一方会因为获取信息的不完整而对交易缺乏信心，对于商品交易来说，这个成本是昂贵的，但仍然可以找到解决的方法。还是以旧车交易市场为例，对于卖主来说，如果他们一贯坚持只卖好车不卖一辆“垃圾车”，长此以往建立的声誉便可增加买主的信任，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对于买主而言，他们同样也可以设置更好的策略将“垃圾车”剔除出来。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另外两个得主斯宾塞和斯蒂格利茨，则提供了企业和消费者如何从各式各样的商品中去芜存精的方法。
斯宾塞的研究着重于劳动力市场，他从长期的观察发现，在劳动力市场存在着用人单位与应聘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情况，为了谋到一个较好的单位，应聘者往往从服装到毕业文凭挖空心思层层包装，使用人单位良莠难辨。在这里，斯宾塞提出了一个所谓的“获得成本”概念，他举例说，对于用人单位而言，应聘者如果具有越难获得的学历就越具可信度，比如说拥有哈佛文凭应聘者的才能，就比一般学校的毕业文凭更有可信度。对于人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斯宾塞在其博士论文《劳动市场的信号》中做了详尽的表述。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政府，当它们不能直接了当地传达其个人偏好或意图时，“信号法”可以提供较大的帮助。例如举债经营传达出来的一个信号是：公司对未来收益有着良好的预期。名牌商品向消费者传达的一个准确无误的信号是：它是一种高含量的创造，就是应该比一般商品更贵也更值钱。当然如果品牌要保持自身阳春白雪的地位，必须限量生产。这一理论也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企业喜欢向员工分红派息而不是派现金，从信号理论的角度而言，分红派息强烈地表达了公司良好的前景。
斯蒂格利茨在三位获奖人中名气最大，他在几乎所有的经济学领域都有贡献，包括宏观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公共理论及国际事务乃至发展经济学，都卓有建树。斯蒂格利茨今年５月在来深圳参加“脑库论坛”时，欣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表达了他作为当今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关注和看好，并特地签名向本报读者问好。斯蒂格利茨将信息不对称这一理论应用到保险市场，他指出，由于被保险人与保险公司间信息的不对称，客观上造成一般车主在买过车险后疏于保养，使得保险公司赔不胜赔。斯蒂格利茨提出的解决问题的理论模型是，让买保者在高自赔率加低保险费及低自赔率加高保险费两种投保方式间作出抉择，以解决保险过程中的逆向选择问题。其实，信息不对称现象在现代金融领域的表现更为普遍和突出，尤其在新兴市场和东南亚地区乃至中国大陆，企业骗贷、出口骗退和银行呆坏账的涌现，无不与此紧密相关。斯蒂格利茨还是一个颇有趣的人物，他曾在耶鲁、普林斯顿、牛津、斯坦福和哥伦比亚等多间名校任教，也曾担任过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经济委员会主席，１９９９年他在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期间，由于对ＩＭＦ在拯救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做法提出了猛烈的批评被迫辞职，轰动一时。斯蒂格利茨一向个性张扬，口无遮拦，尤其喜欢为贫困国家说话，是炮击“华盛顿共识”的主攻手。他出生于印第安那州的加里，位于美国中西部一个脏兮兮的工业城市，这里曾诞生了另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所以有人开玩笑说，明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可能还会从这里冒出。
三个学者以研究信息不对称理论荣膺桂冠，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的无能。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各种问题和风险，在发展中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尤为突出和严重，但丰富的实践却没有产生先进的理论，这是值得深思的。而信息不对称的背后隐藏的其实又是道德风险。在发展中国家信息化高调甚嚣尘上的时候，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人的素质却没能紧紧跟上，或者说人心向恶，时时都要重典伺候。这说明科技可以解技术问题，但也只能解决技术问题，它对道德或个人偏好无能为力。三位经济学家得出的所谓“市场不是万能的”，“信息是有价值的”，“信息本身也是市场”，“市场中存在摩擦和交易成本”，乃至斯蒂格利茨所说的“亚当·斯密不是唯一的王牌”等等，现在看来在理论上毫无新意，因为它丝毫不能解决市场经济需要的制度问题。（摘自粤港信息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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