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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国内和香港拥有两家上市公司，并且主要以白色家电为优质资产，除增发新股和发放可转换债券之外（这两种办法越来越难），海尔集团的融资更多只能来自于银行贷款。在这种情境下，除了可以设想的通过与旗下金融公司的关联交易获得现金支持以外，海尔集团“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财务公司在资金流运转方面将有很大贡献，包括与金融机构之间低利率的同业拆借贷款，吸收关联公司的内部存款，或者发放高利率贷款等等。
在被业内极看好的招商银行，仅去年一年与母公司招商局集团旗下其他各类公司关联交易就超过100起，这些公司包括酒店、旅游公司、制造业公司、物流公司、地产公司等，而地产业和金融业恰好是招商局集团的两大核心产业。
目前，中国民间资本占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14.6%的股权；占全国保险业总收入的7.4%；控股证券公司总资本的13%；控制中国金融租赁公司的50%。但是，中国公司大举进军金融业之后，大量的金融公司控制了中国企业的闲置资本，并且与国有金融机构频繁发生业务往来，之后这些多元化公司控制下的实业公司很容易与兄弟关系的金融公司发生不规则关联交易，从而引发整个金融业风险，日本和韩国经济在此方面有深刻教训，称雄一时的财团银行正是银行业整体不良资产高居不下的重要诱因。
据说，麦肯锡为国内的一家大型金融机构进行战略咨询的时候，提出的第一条建议就是——把你们遍布全国的大楼卖掉，因为金融机构手里的资产最好尽可能是属于能快速变现的速动资产。虽然“更看重形象”的这家金融机构迄今未采纳这个建议，但这一点恰恰说明了地产和金融是两种运营方式有着天壤之别的行业。
而上文提及的那些大规模进军金融业的公司，同时并没有放弃现金周转极快的地产业（见附表）。由于市场监管（主要是地产金融政策监管）的不规范，地产业一直是中国金融业最大的潜在威胁，中国的银行机构为成千上万的地产公司发放80%的开发贷款。同时各种违规现象时有发生，其中包括一个项目向多家金融机构贷款，一笔贷款被多个项目挪用，流动资金贷款充当项目开发贷款等等。这对于国家金融安全是极其危险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已经实行金融自由化的日本出现了一个新“圈地运动”。当时，日本各大银行为了在日益激烈的金融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定的份额，便毫无节制地向土地投机者提供融资，鼓动土地持有者和其他个人进行土地投机，并以他们持有的或购买的土地为担保，提供相当于地价70%的贷款让他们再去买地。在高额的反复贷款下，银行土地抵押贷款额急剧膨胀，最终为日本陷入大萧条的“失去的10年”埋下了伏笔。
在“信用”比“资金”更稀缺的国内市场，这些越来越显得更像是地产和金融二元化的公司，在难以遏止的投机心理驱动下，似乎正在将危机的雪球越滚越大。而正在被香港和内地联手稽查的上海农凯集团，作为福建兴业银行的第六大股东，曾经在地产和金融的跷跷板上玩得十分出色，不妨可以看作金融与地产这一危险关系的反面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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