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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现代化的行政逻辑
相对于传统的官僚制逻辑来说，第二次现代化的行政逻辑，通常被概括为新公共管理。实际上，广义的新公共管理是一个大杂烩。我们还不能简单地将其视同于一般行政学家认为的管理主义。它包括狭义的新公共管理(所谓“管理主义”)、新公共行政(包括治理理论)以及后现代公共行政等。梳理新公共管理思想，首先要在大方面头脑清楚。要抓住研究对象在政治与行政二分及官僚制这两个根本问题上的立场，也就是从现代化这个高度来认识和辩识其理论所隶属的范式，区分现代化阶段的基本逻辑是：第一以是否主张政府流程再造，区分电子政务的管理性质（政务中的“务”）；第二以是否主张扬弃政治与行政的二分，区分电子政务的政治性质（政务中的“政”）。
按照第一条标准，管理主义意义上的新公共管理，其范式属于第二次现代化行政，而公共选择范式却只达到第一次现代化行政的标准；按照第二条标准，只有新公共行政(包括后现代公共行政)属于第二次现代化行政范式；管理主义的情况比较复杂，就其在重塑政府运动中的实践主张来看(如奥斯本、盖布勒关于掌舵的说法)，具有第二次现代化行政的特征。但就理论本身来看，正如弗雷德里克森所诟病的，管理主义将公民贬低为顾客，而失于公正的公共精神，因此是一种非典型的第二次现代化行政范式。至于新公共行政中的公共选择，则是一个特例。这种主张扬弃了政治与行政二分，却不属于第二次现代化行政范式，原因前面已经指出，在于它把传统的公共选择置于政治考虑之前。
新公共管理的政务主张，从电子政务角度观察，概括到最简单一句话在于：将企业的信息化生产方式引入政府。新公共管理的思路是：企业可以进行流程重组，为什么政府不能？区分新公共管理与公共选择两种政务主张的试金石就是看它们对于流程的态度。从表面上看，二者都主张所谓扁平化。但公共选择说的扁平并非经流程再造而扁平，而是缩小组织规模，自然带来的层次减少。(小的科层组织，自然层次较少)。所以这是一种“仿扁平”。这一点，从绩效评价上，立刻就可以见出真伪。真扁平化，是以效能为导向；仿扁平化，仍以传统的效率为导向。新公共管理的主张是效能，而非单纯的效率。这就抓住了解决行政改革缩胀循环问题的关键。这也是新公共管理超越于第一次现代化行政范式的地方。目前，国内发达地区电子政务的根本矛盾在于，政策主张是新公共管理式的(如一站式服务)，制度基础却是公共选择式的(以职能为核心)。基本范式不统一的结果，不出两年，就会以公共服务与部门分割体制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成为电子政务失败的隐患，可惜大多数人现在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政府流程再造的实质，是政府的信息化改造。政府流程再造，离开了电子政务，几乎是不可能的。信息化在这里不再是电子，而是政务本身，是政府从工业化行政方式向信息化行政方式的彻底转变。变革的手段是按流程再造组织，变革的矛头是指向摒弃官僚制。这是一剂现代化猛药。对于这种“纯”的信息化单方猛药，任何政府在服用前都要三思而行。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的第一次现代化还没有完成的国家来说，信息化进入深水区，经常意味着全面的风险。企业信息化进入到集成应用阶段，并不等于电子政务也有条件同步进入流程再造阶段。也许中国电子政务的近期前景，总体上是采用工业化与信息化结合的“复方”药，只在发达地区、窗口部门和试点领域，尝试信息化“单方”药不宜在全局上提摒弃官僚制的口号。具有类似国情的希腊，在行政现代化中采取的是“平衡”战略。我们要注意到目前希腊的电子政务指数高于中国。
新公共行政信息化的实质
新公共行政意义上的电子政务，比新公共管理，境界又高了一层。对于中国来说，目前只是一般了解而已。中国目前显然并不具有实施新公共行政理念所需要的改革意向性。了解新公共行政的意义不在于去做，而是为了睁开眼睛，看看发达国家如何一步步向第二次现代化的纵深挺进，以获得对懵懵懂懂的不发达世界的战略优势。
新公共行政的出现，甚至早于新公共管理。1968年美国行政学家沃尔多组织32位年轻的行政学学者聚会美国纽约雪城大学，提出了“新公共行政学”(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这一概念。时间在先，不等于逻辑在先。就新公共行政的核心特点—扬弃政治与行政二分—来说，它在逻辑上，处在新公共管理之后。正如对于行政工业化的实现而言，官僚制的出现是政治与行政二分的逻辑后果一样。对于行政信息化的实现而言，摒弃官僚制，一定是行政向政治复归的先声。
为什么说，扬弃政治与行政二分，是第二次现代化的特点，或者说与信息化具有深层联系呢？
我们可以回顾斯密和威尔逊对工业化的原初思考。无论是劳动分工，还是行政分工，工业化只是领域不同，但都表现为从最终价值中，不断分化出各种中间价值，以达到增值目的特点。企业和行政，分别是生产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中间环节。而信息化或者第二次现代化，是一个方向相反的价值运动过程。第二次现代化最鲜明的时代特征，是以人为本，即社会各种中间价值向最终价值的复归，是各种中间环节向人这个最终价值的复归。行政作为实现政治目标的中间环节，在经历了官僚主义自我异化的“工业病”之后，向政治的终极价值，即人本的方向复归，是历史的必然。
被权威人士张成福教授尊为新公共行政“旗手”的弗雷德里克森，曾在1997年发表《新公共行政与政府再造运动之比较》，深刻批判了新公共管理主义。指出新公共管理所主张的理性是工具理性。弗雷德里克森明确抛弃了政治与行政二分法，主张公共行政从逻辑实证向关注更高目的价值的规范研究复归，从新公共管理的效能观转向新公共行政兼顾的公平观。
如果我们将新公共行政理论再加以细分，不算公共选择等传统观点的话，还可以分为新公共行政和后现代公共行政两类。两种范式同属第二次现代化行政，但对电子政务分别具有不同的影响。
电子政务在“一站式”服务之后是什么？狭义的新公共行政，包括治理理论在内，给出了一个近期的答案—这就是电子民主。它不光涉及行政体制改革，还要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公共行政已不再限于政府，这会带来政治本身的变革。
如果说，新公共行政还顾及政府在政务中的体制性主导作用，还为官僚说几句好话，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几乎看不到行政的影子了，成为拒绝“行政”的公共行政。治理不再是政府与公民的对话，而主要成为公民自治。如加拿大政治学教授阿维格尔所说：“尽管国家是重要的政治斗争的场所，但公民现在被看作是在他们的家庭、车间、性关系中就建立了他们的政治主张。”从对话民主的观点出发，后现代公共行政建立了“公共领域”的理论，不是把以往的行政而是持续对话作为政治的实现形式。对后现代公共行政学家来说，电子政务成为社会结构本身。鲍威尔认为，网络形式是将社会结构的第三种类型，即不同于市场形式也不同于等级形式。在这样一种对话的政策网络中，话语正当性成为政治评估的中心。
纵观公共行政的思想演进，政治中的意义才是公共行政的真正中心，各种行政形式，只是不同现代化条件下，对意义的不同显现和实现方式。电子政务如果不想做无用功，首先还是要追问意义。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在什么条件下来做我们想做的事？可以说，政治根本的意义在于“谋幸福”，在眼前体现为“为人民服务”。如何想服务好，既要认清当前约束条件，即第一次现代化行政未完成，服务的效率问题还没有解决；更要直面世界潮流带来的挑战，即第二次现代化行政要求我们以更具效能，更加公正的方式提供服务，将来还有社会自我服务的问题。面对这一大堆问题，总的趋势是政务现代化越向前发展，电子政务将越内生于政务本身，越成为政务本身的实现方式。为了避免挫折，我们要加强对公共行政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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