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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政治之手
9月10日，诺基亚网络（中国）高级副总裁何庆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醒说：明年是3G发展的高峰期，无论是系统还是手机，所有的跨国公司都面临生产基地产能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的状况，都要面临再投资建基地的问题。如果中国3G推得太迟，可能会影响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中心的地位，如果需求都在欧洲，当然会把工厂设在欧洲了。北电网络（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黄继功更直白地说：中国上了3G，估计“世界就清静了”。
类似的话，其他跨国公司都反复说过。有的措辞比较艺术，像是提醒，有的似乎可以理解为某种威胁！
今年4月，中国信息协会组织了一次欧洲3G商用考察。欧盟信息社会总司的伯克女士请代表团向中国政府转达欧盟的意见，希望中国尽早决策采用WCDMA，以免中国被孤立于世界移动通信标准之外。但因中国政府一直以来对3G态度不明朗，欧盟的策略也发生了改变：不再单独提WCDMA，而是提出WCDMA+TD-SCDMA，把后者做为前者在热点地区的补充，有“拿欧洲支持TD-SCDMA换取中国支持WCDMA”的意图。
赴欧洲3G考察团的考察报告明确强调：采用某种标准最终是国家利益和政治博弈的表现，而不是什么商业上的事情。从GSM到CDMA乃至日本采用类似“阎锡山的铁路”的PDC制式，莫不如此。
从更大的层面上说，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很大。而中国通信业因其战略性资源的地位和超大规模的采购量，可能成为外交博弈的最佳解决方案。人民币升值的内在压力来自中国持续的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逐年增长，外汇储备增加很快；外在原因是美国、日本、欧盟等把本国经济增长乏力归咎于人民币的价值被低估，进而影响了他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造成本国失业增加，贸易逆差加剧。在经济上，这种指摘很多是靠不住的，但被用作政治噱头倒很合适。而中国在电信、航空等领域的大宗采购也正可以表达一种姿态：中国不仅向这些地方出口鞋子和袜子，还会买很多电信设备和飞机。这也是西方政府首脑喜欢看到的，这可以帮助他们缓解来自选民的压力。
中国的3G还在各种更隐性的力量的牵扯之下。在宏观经济层面上，有专家称3G的导入将为中国创造过万亿元规模的配套产业机会，每年可以带动1%左右的GDP增长。这似乎也是中国通信业增长放缓甚至下滑、有沦为“传统产业”危险的唯一挽救力量。今年，中国电信运营商的投资和采购比去年又减少了将近20%。
在这些力量的左右之下，产业界以技术、标准及电信产业前景命运为出发点发出的“推迟发放牌照、加速推进中国3G标准产业化”等声音，就显得微弱了。曾经自主研发我国的GSM标准，至今墙上还悬挂“标准在我手中，祖国在我心中”的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七研究所李进良教授仍然在呼吁：中国应只采用TD-SCDMA这一种标准组网，以中国庞大的市场空间，跨国公司不可能不跟进。
但来自决策机构的信息表明，仅仅采用TD-SCDMA标准是不可能的，除非另两大标准知识产权谈判的结果很糟糕。而如果采用WCDMA阵营提出来的捆绑方式，TD-SCDMA注定避免不了悲惨结局，因为到时运营商一定会以产品不成熟、缺乏业务应用等各种理由把它搁置在一边。
影响3G进程的因素之一 ——知识产权谈判的结果应该不会很差。北电、诺基亚、阿尔卡特等公司争先恐后地表示，他们不指望靠专利赚钱，而是靠卖硬件获利。在他们的热切盼望、中国谈判方面“中国上不上3G无所谓”的强硬态度以及TD-SCDMA逐渐成熟的前提下，跨国公司对知识产权的态度大为缓和。就连一向以“难缠”著称的高通也比以前有所好转。
大多数人认为，信息产业部马上会启动的3G外场试验将持续到明年9月份，在试验结束拿出评测报告之前，不可能发牌照。但也有人认为，WCDMA在全球已经有150万用户了，还需要等测试报告出来才能发牌照吗？信息产业部3G试验专家组组长曹淑敏也表示：测试和发牌照是两码事。
不过，各种迹象表明，2004年年底左右发牌照的可能性最大。华为一位洞察运营商心思的市场人员说，很快发牌照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我们的客户（两大固定运营商）都“很不兴奋”。
政治筹码与产业利益兼得？
日本政府是运用标准保护本国通信业利益的典范。2G时代，日本政府制订了本国标准PDC制式，致使其他跨国公司无法进入日本市场。这既保护了日本制造业，使一批本土企业成长起来，但也害了他们：他们很难进入国际市场。富士通和NEC当时为了进入中国市场，重新开发了交换机。就连日本的CDMA标准，上下行的频率都故意与全球标准相反。
很多人建议，中国也可以适当修改增补国际标准，给本土企业一些机会。拥有如此巨大市场的中国，比日本更有资本这么做。
3G时代，日本吸取了教训，要挽回在国际市场上的损失。日本率先发放了3G牌照，让日本企业的设备能够提前于其他跨国公司成熟。这些最早在日本运营的商用网络也成为NEC、富士通、松下、东芝等和竞争对手抢夺国际3G合同的最佳示范点。目前，NEC与西门子的联合组网在全球已运营的9个商用网络中占据了5个，仅次于爱立信。
通过选择标准和正确的启动时机来寻求本国通信企业的利益最大化，是最考验政府智慧的地方。华为就一直呼吁在牌照没有发之前“给我一个机会练一练”。现在，华为正想办法在欧洲拿下一个网络，让自己的设备能真正运行起来。
另一个经典案例是欧盟帮助本集团的通信设备商在欧洲乃至全球推动WCDMA的应用。做法是先有联盟，再共推一个标准，而欧盟在整个3G标准的制订、技术开发、频率规划以及全球商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领导与组织协调作用。另外就是动用政治和外交途径，敦促各国政府减化网络建设与应用决策程序，减少企业推进3G的阻力。
而中国政府在扶持中国最好的本土企业如华为、中兴，及早投入TD-SCDMA设备开发，协调建立TD-SCDMA攻守同盟，协调设备企业和运营企业的利益，完善产业链，消除或者降低该标准的市场不确定性和投资风险，及时给予实质性支持等各个方面，都有被评价为“政府不作为”的嫌疑。
很多人士呼吁说，3G这样的决策必然受到政治因素左右，这无可厚非。但能否利用好这个筹码，鱼和熊掌兼得？中国2G市场的网络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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