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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成长的速度非常快。比如张帆从副总裁开始做到合伙人只用了不到５年的时间。您如何看待这种超常规发展的现象？
黄晶生：在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一直在持续不断的发展，这使得国外的机构投资者觉得中国是他们应该进入的一个地方。处在创投行业的人多少都占了这样一个便宜。如果是在美国，由于过去几年的大形势并不好，同样一批人的业绩肯定不会很好。这并不是由于他的能力获得了多么超常的提高，这更多的是对中国发展本身的承认。
江善颂：这里面有一个后发优势的问题。创投行业在美国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很多游戏规则，其中的很多东西我们只要直接拿过来用就可以了。
《互联网周刊》：新加坡曾经是国际创业资本进入中国的中转站。现在来自新加坡的VC例如符绩勋、陈柏松等人则干脆开始常驻中国。这将会成为一种更加有效的投资路径吗？
黄晶生：和纯粹的老美相比，新加坡人在中国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由于国际创投机构在中国寻求合作伙伴的时候实际上看重的是其背后的社会关系网，而新加坡人在中国的网络效应会大大地减弱。
其次，虽然他们也能够讲中文，但是一下子就会被人认出来。作为一个外来者在和国内的创业者进行沟通的时候，中间多多少少还是多了一份戒心和隔阂。这种戒心和隔阂可能需要用他们的人格魅力、知识以及更高的专业水平才能来克服。
2010年见分晓
《互联网周刊》：2005年，赛富的独立成了中国创投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除了经济利益的驱动外，还有哪些因素推动了国际VC中国团队的独立发展趋势？
黄晶生：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美国也经常有一些合伙人出来自己去办一个基金。在经济利益之外，不同合伙人之间的风格是否协调将会成为一个决定性因素。你很难想像阎焱这样一个非常强势的领导人会加入到一个大家彼此平等的合伙体系当中去，只有自己做统帅他才能够有满足感。孙强却高高兴兴地在华平的全球体系中待了那么多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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