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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德（Leonard E. Read）1958年发表了一篇短文《我，铅笔》。如果有人只肯在经济学上花一小时，那么这篇只需十五分钟就能读完的文章是理所当然的选择。在文章里，里德以第一人称讲述了制作一枝铅笔的故事。从石墨、粘土、木材、黄铜的开采和炼制，到铅笔的发明和合成，再到运输和销售，当中糅合了多个年代、成千上万人的智慧和劳动。令人感叹的是，当中没有一个人完全掌握制造铅笔的全部技术，而绝大部分人也并不知道自己参与了铅笔的制造，但铅笔就这样诞生了！
如果某个人站出来说“铅笔的制造技术还不够成熟，所以不应该过早放开铅笔的生产”，大家一定觉得可笑。但如果有人说目前电信市场上的3G技术还不够成熟，所以不应该过早开放3G市场，您是否也会觉得可笑呢？里德不是铅笔专家，他不知道怎样造铅笔；我不是电信专家，也不知道3G比2G好在哪里。但是，在断定谁都不是“市场专家”这一点上，我们都是专家。没有1G就不可能有2G，更不可能有3G。如果要等到专家认为技术成熟了以后才上马，我们就得回到刀耕火种的年代。
国内最早的移动电话出现在深圳。初期的模拟机跟水壶一样大，不仅机站少，覆盖范围窄，开机费还高达三万多元。伴随其技术局限而来的，是严重的“并机”问题。不少高价买到手机的用户，由于手机被“并”，月话费暴涨到几十万元而被迫停机逃债。然而，即使把所有的成本都算上，还是不如这蹩脚手机带来的效益大。事实上，面对移动通信市场的庞大需求，中国电信在全国各地义无返顾地增加放号、增设机站、大搞异地互联，短短几年间不仅用户激增，还实现了全国漫游。就在这时，数字机出现了。有人曾担心，为了保护在模拟机上的投资，中国电信可能会阻碍数字机的发展。经济理论或许会这么预测，但中国电信并没有这么做。从模拟机和数字机同时在营业厅出售到模拟机停止放号，只间隔了一年多，而模拟机完全停止服务，也只是不到三年后的事情。
这显然是明智的。没有当时的转型，移动电话用户不可能指数式地增长到今天的规模。虽然模拟机在市场上生存了不到十年，但没有人认为它的曾经存在是不合算的，因为用货币来衡量的效用早就超过了投资和成本。同样，也没有人会认为移动电话的数字网络是重复建设。
担心重复建设，是大多数人认为政府应该介入电信市场的理由。人们通常认为，如果没有政府的协调，市场就会发生混乱，供应商（尤其是私人供应商）不懂得彼此衡量和互相博弈，只会一头栽进去，最终导致一盘烂帐。是的，在经济学博弈论里，的确有大量的讨论，认为新企业进入市场会导致新旧企业的投资重复，因而造成双输。问题是，这些纯理论的推理，都忽视或否定了一个前提，即在真实世界中，博弈者之间是可以事前对话的。
看看市场上不断涌现的新技术，就能体会到对话、让步和协调无处不在。为了获得利益，供应商都不遗余力地追求协调，不论是操作系统还是存储格式和芯片开发领域，他们无不把手头的知识运用到极致，在进步与兼容、利己与利他之间反复权衡。
铅笔的寓言告诉我们，市场中每个经济主体都会最有效地运用分散的知识，以达到社会最佳的经济效益。在3G市场的问题上，焦点不是开放与否这个答案本身，而是应该听取市场还是听取专家的作答机制。电信专家可能是对的，但请让市场去聘请他们；市场可能是错的，但我们还是应该把赌注押在它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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